殺與不殺之間

政府頒令殺鼠,引起坊間極大迴響。傳媒追訪,有市民指須聽從專家意見,為了減少傳播風險,而將家中飼養的倉鼠交予漁農處「處理」。動物關注機構瞬間便接收到過百被棄養的倉鼠。短短一天,科學/專家意見成為最強的屠鼠刀。


然而,吊詭的是,這邊廂傳染病專家提出殺鼠,那邊廂動物疾病方面的專家卻指出倉鼠帶來的傳播風險極其輕微,呼籲市民不要恐慌,亦不應棄養動物。我們須承認的是,每當社會發生事故而需做抉擇時,採納哪些科學意見背後的準則,其實是基於一套道德及價值觀考量。否則,所有確診及懷疑受感染的市民亦理應被「人道處理」;棄養與否,關鍵的是飼主是視鼠如伴侶動物,還是視鼠命如鴻毛。採取哪一方的意見,各種優先次序取決於選擇者的價值觀。政府決策者和棄養者,並非逼於無奈,只是反映其對動物權益的漠視。



科學態度與科學精神故然重要,但在決定利用科學時,我們可能還要更多想想人類自己本身都是生物圈的一部份。否則,我們仍會不停重覆以科學之名傷害眾生的行為,例如以經過科學精密計算而建造的拖網捕魚船,將海洋淘空;偉大的科技發明品塑膠,現在充斥於海水、河流和食物之中。


棄養潮下,不少義工四出救鼠。更有人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撤回決定。反觀當年禽流感一疫,政府撲殺過百萬隻禽鳥,並沒引起像今天一樣的救鼠、悼鼠的集體行動。同是動物唔同命,「物種歧視(speciesism)」一詞由英國心理學家Richard Ryder於七零年代提出,是指一種認為某些物種在道德上比其他物種重要的偏見,因而對之產生不合理的不同對待。物種歧視本質上與種族或性別歧視相近,只是後兩者關注的是人類間的平等,而前者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將平等概念擴展至其他動物。


至今日,其他動物在社會上的地位,大部份仍被矮化為工具(如食物、皮具、供實驗測試或娛樂策騎用途等)、被視之為異類威脅(如野豬、流浪貓狗和這次的倉鼠等)。即使伴侶動物一般獲較人道的對待,但背後同樣𧗠生出動物被物化商品化及不道德繁殖等的問題。


消除歧視是人類道德、文明發展中的趨勢。幾百年前,畜奴是理所當然,甚至是富裕階層的「權利」,到了今日卻是落後的思想。人類社會的關懷圈(circle of compassion)可以有豐富的層次、各層次間可以互相充實和延伸。關注公平問題(例如社畜現象),是盡量讓自己不活在一個越來越糟糕的社會的基本態度;關注污染、氣候變化和物種滅絕,由個人行動開始(例如少用膠袋和少吃肉),希望改善問題,更是同時保障其他動物與人類共同生存環境的起點。人類擴展其關懷圈,是如此自然。


藉著這次殺鼠事件,我們看到了永遠將人類放至最高位時的可怕行為。人類的每日活動,已經對被圈養的、甚至是野生動物造成巨大影響,我們是否可以嘗試將更多動物納入我們的關懷圈,願意更多瞭解牠們的苦況,並在各種飲食和消費選擇開始作出改變?


《護生畫集》作品 中國漫畫家豐子愷,便常於其作品中表達對眾生命憐恤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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