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頒令殺鼠，引起坊間極大迴響。傳媒追訪，有市民指須聽從專家意見，為了減少傳播風險，而將家中飼養的倉鼠交予漁農處「處理」。動物關注機構瞬間便接收到過百被棄養的倉鼠。短短一天，科學/專家意見成為最強的屠鼠刀。
然而，吊詭的是，這邊廂傳染病專家提出殺鼠，那邊廂動物疾病方面的專家卻指出倉鼠帶來的傳播風險極其輕微，呼籲市民不要恐慌，亦不應棄養動物。我們須承認的是，每當社會發生事故而需做抉擇時，採納哪些科學意見背後的準則，其實是基於一套道德及價值觀考量。否則，所有確診及懷疑受感染的市民亦理應被「人道處理」；棄養與否，關鍵的是飼主是視鼠如伴侶動物，還是視鼠命如鴻毛。採取哪一方的意見，各種優先次序取決於選擇者的價值觀。政府決策者和棄養者，並非逼於無奈，只是反映其對動物權益的漠視。
科學態度與科學精神故然重要，但在決定利用科學時，我們可能還要更多想想人類自己本身都是生物圈的一部份。否則，我們仍會不停重覆以科學之名傷害眾生的行為，例如以經過科學精密計算而建造的拖網捕魚船，將海洋淘空；偉大的科技發明品塑膠，現在充斥於海水、河流和食物之中。
棄養潮下，不少義工四出救鼠。更有人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撤回決定。反觀當年禽流感一疫，政府撲殺過百萬隻禽鳥，並沒引起像今天一樣的救鼠、悼鼠的集體行動。同是動物唔同命，「物種歧視(speciesism)」一詞由英國心理學家Richard Ryder於七零年代提出，是指一種認為某些物種在道德上比其他物種重要的偏見，因而對之產生不合理的不同對待。物種歧視本質上與種族或性別歧視相近，只是後兩者關注的是人類間的平等，而前者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將平等概念擴展至其他動物。
至今日，其他動物在社會上的地位，大部份仍被矮化為工具（如食物、皮具、供實驗測試或娛樂策騎用途等）、被視之為異類威脅（如野豬、流浪貓狗和這次的倉鼠等）。即使伴侶動物一般獲較人道的對待，但背後同樣𧗠生出動物被物化商品化及不道德繁殖等的問題。
消除歧視是人類道德、文明發展中的趨勢。幾百年前，畜奴是理所當然，甚至是富裕階層的「權利」，到了今日卻是落後的思想。人類社會的關懷圈（circle of compassion)可以有豐富的層次、各層次間可以互相充實和延伸。關注公平問題(例如社畜現象)，是盡量讓自己不活在一個越來越糟糕的社會的基本態度；關注污染、氣候變化和物種滅絕，由個人行動開始(例如少用膠袋和少吃肉)，希望改善問題，更是同時保障其他動物與人類共同生存環境的起點。人類擴展其關懷圈，是如此自然。
藉著這次殺鼠事件，我們看到了永遠將人類放至最高位時的可怕行為。人類的每日活動，已經對被圈養的、甚至是野生動物造成巨大影響，我們是否可以嘗試將更多動物納入我們的關懷圈，願意更多瞭解牠們的苦況，並在各種飲食和消費選擇開始作出改變？
《護生畫集》作品 中國漫畫家豐子愷，便常於其作品中表達對眾生命憐恤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