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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最近對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最新報告，或多或少有些印象。委員會發現氣候變化比之前預想的還要嚴重，若地球平均氣溫再上升攝氏 1.5 度，對生態的巨大影響將會威脅人類社會，報告中除了提到建議各國開發潔淨能源，亦強調人類需要大幅減少肉類消耗，因為肉類比蔬食生產過程會產生更多溫室氣體。
事實上，除了聯合國，最近都有越來越多環保組織如世界自然基金會、綠色和平、國際鳥盟（Bird Life International），以及其他學術論文指出畜牧業的環境和社會代價。
地球變成了巨大的養殖場
畜牧業佔用了全球農地的 80%（包括放牧地、圈養場、集中型養殖場和種植飼料的農地）（FAO, 2014-2017）[1]，放牧式養殖動物產量在全球只佔小數 [2]，而工業式養殖與消費者隔膜最大的，除了飼養過程之殘酷，就是飼養動物所需消耗的植物飼料，種植這些飼料所需的土地、水資源，以及農藥使用與生態污染的影響。
隨著工業式養殖越來越普遍，養殖動物的數量在過去幾十年大幅增加。根據今年 5 月刊出的一份關於地球上生物質量分佈的研究報告 [3] [4]，在地球上的哺乳類動物之中，野生動物的生物質量（biomass）只佔 4%，而養殖動物卻佔了 60%；在禽鳥類的比例同樣明顯，野鳥的生物質量佔 30%，而養殖禽鳥是 70%。換另一套數據來看人類消費養殖動物量之龐大，根據聯合國農糧處的統計，在 2016 年全球各種養殖動物的屠宰量中，牛是 3 億 5 千萬，豬是 12 億，雞是 754 億 3 千萬 [5]。可見在資源有限的地球，承載的動物數量是前所未有地多，能夠做到這種規模，全因為工廠式養殖動物。
工業式養殖跟工業式農耕是唇齒相依，因前者需要後者大量而單一標準化種植（monoculture）的平價飼料，才能維持工業式的規模和效率，而餵養這龐大養殖動物數量的飼料作物的耕地，佔去了全球耕地的三分一 [6]，也佔了全球基改農作物質量的七成至九成 [7]，當中則以基改大豆和基改粟米為主，單是全球大豆產量就至少有 8 成用於養殖動物飼料 [8]。（所以，別以為穀飼動物肉品是個賣點，這根本是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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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飼料大幅提升農藥用量
種植飼料採用的單一作物模式，田地必須便於大型機器運作，所以必然是平整、密集的一片農作物，而最主流的基改作物（大豆、粟米、棉花、油菜）具有一個特性，就是抗除草劑的特性，可以密集噴灑除草劑，只會殺死雜草，卻不會傷害農作物本身。從操作上是非常方便，但是因為方便而擴張種植，用量迅速增多，導致了某些雜草越來越有抗藥性，施用除草劑的頻率反而增加，亦催生開發了更多不同的除草劑用來混合使用 [9]。而全球最被廣用、對人體和生態影響都具爭議性的除草劑成份草甘磷（Glyphosate/嘉磷塞），超過一半用於基改作物，單是用於基改大豆就佔了全球用量的 41%（2012），全球總用量由基改大豆面世的 1995 年至 2014 年間，上升了兩倍有多 [10]。
進擊的大豆，被驅趕的原居民
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改善，越來越多人追求已發展國家的飲食習慣，全球肉食量逐年增加，令飼料需求上升，以工業式耕作的大豆田擴張，造成了生態災難。北美和南美的大豆產量超過全球的八成 [11]，因為可開發農地已經到了瓶頸，大豆田擴張越來越侵入了自然邊疆，令亞馬遜雨林和塞拉多大草原這些生態價值高的地方首當其衝。土地交易和伐林過程經常侵犯當地人的權益 [12]，而除了開墾時直接破壞當地環境和動物棲地，密集種植也會過度消耗水資源，透支地下水，令該區更容易乾旱，除著水土擴散的除草劑和殺蟲劑，首先影響土壤健康、授粉昆蟲和幫助散佈種子的鳥類，然後從食物鏈上產生了連鎖效應。這些問題同時造成當地原居民的環境、健康和生計問題。在 2014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就有一份關於大豆田擴張對美洲生態影響的報告，有仔細著墨。[13] WWF 在 2017 年的報告更直指，世界各地為了開發農地種植飼料，是地球生物多樣性損失的最大原因之一。[14] 國際鳥盟也在 2018 年的世界鳥類年報，指出有 40% 的鳥類數量正在下降，每八個物種就有一個物種面臨減絕危機，飼料需求增長帶來的破壞性農業活動和捕魚混獲（bycatch）都是主要的人為因素之一。[15]
可是，每談及這些，總會引起一些疑問︰如果人類吃少了肉，不就要更多土地種植其他農作物嗎？難道種米、小麥等這些主糧的種植的方法就更環境友善了嗎？
先把飼料餵給動物，再轉化為食物，無論在重量、蛋白質和卡路里轉換過程都會造成流失，是一個低效率的方法，蛋白質流失率如牛肉高達 96%、豬肉 90%、乳製品 75%、禽肉 50% [16][17]。畜牧製品使用了超過八成農地，只供應了人類飲食的卡路里18%，但生產過程排放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當量/CO2e）卻佔了所有食物生產排放的接近六成，對環境的酸化和優養化污染亦有較大關連 [18]。比起同等份量蛋白質的蔬果和穀物，畜牧製品需要更多農田種植飼料，比例上便使用了更多水資源、肥料和農藥，而被繁殖出來前所未有數量的動物，他們的排泄物也對環境造成巨大負荷。
資料圖片，來源：Charles Ricardo @Pixabay
超出負荷的排泄物
工廠式養殖場排出的巨量排泄物，經水土沖刷之後，容易在一些湖區和海岸造成死亡地帶（dead zone）。全球第二大的人為死亡地帶水域，就位於美國南部的墨西哥灣，上游的密西西比河一帶有很多飼料大豆田、粟米田和養殖場，耕地施用的氮肥和養殖場的排泄物流到墨西哥灣海岸匯集起來，過量的氮和磷容易造成優養化（eutrophication），令藻類滋生，當這些藻類腐爛時，微生物會消耗水裏的氧氣，令該區變成死亡地帶 [19]，而這問題是全球性的 [20]，例如消耗和生產最多豬肉的中國，很多重要河流和湖泊如太湖、黃河、滇池等都有優養化和藻華問題，地下水也受到污染，甚至威脅到飲用水安全，有研究指養殖場排泄物和化肥是最大原因 [21] [22]。若各國政府加強監管和執法，可能會稍為改善，但因為排泄物質量實在太大，要各養殖戶百分百處理過才排出，恐怕難以實行，而且成本會非常高。（請回想一下哺乳類動物 4% 野生和 60% 養殖的強烈對比）
濫用抗生素催生超級細菌
除此之外，畜牧業大量使用抗生素作為促進生長的手段，是令全球性抗藥性病菌催生的最大原因之一。因為在工廠式養殖場，動物在擠迫的環境下成長，容易造成病毒交叉感染，所以養殖戶使用抗生素混於飼料之中，可以用來預防疾病，還有促進動物成長的效果，未經處方對動物使用抗生素變成慣常做法，全球的抗生素單是用在畜牧業就接近一半（2011）[23]，某些農產大國的畜牧業使用的抗生素佔全國用量超過八成 [24]。聯合國農糧署還預計，未來的抗生素用量增長之中，有2/3都會是用於畜牧業，而且用於養殖豬和家禽佔大多數 [25]。可是，被動物服用的抗生素可能有高達 75-90% 會未經代謝，就連同排泄物被排放出來，這提供了病菌急速演化的絕佳途徑 [26]，然後具抗藥性的超級病菌透過食物、土壤、水和空氣影響到人類。世界衛生組織和農糧署過去亦曾多次呼籲業界不要再濫用抗生素，但基於工業式養殖的環境，要短期內有明顯改善，似乎不容易。[27] [28]
福利肉非出路，重點還是量
根據農糧處 2012 年的世界糧食展望報告，若隨著經濟發展而令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貼近已發展國家的人均肉食量，到了 2050 年，全球會有超過一半穀物都用作飼料，而大豆產量還要再增加 80% [29]，這無可避免會再增加破壞自然植被和森林的壓力。也許不少人會認為，我們只要取締工廠式養殖場，改為全有機和自由放牧的模式，就可以免除生產飼料的環境問題了。可是，世界的人口已經越來越集中，若要放牧同等數量的養殖動物，讓他們在環境中自行採食，不再催谷成長而讓他們的成長期更長，然後又要在廣大的空間收集、處理和運送到各區，不單自然資源（例如放牧地）和承受力不足，效率亦有限，而且溫室氣體排放量可能會更高 [30]。所以，人類若不大幅減少肉食量、減少人工繁殖動物量，亦於事無補。
我們可以做甚麼？
誠然，今時今日慣行農法依賴單一作物模式，大量施用化肥和農藥，在飼料和蔬果穀物等種植上同出一轍，但眾多組織發表的報告，數據上始終顯示生產畜牧製品需要的資源更多，而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較大。我們當然不能認為，改為素食的飲食集慣就已經不再製造污染，今日無論是糧食、能源、環保等迫切的問題，很多都是日積月累形成，需要採取的行動何止一個？ 但若因為如此就拒絕嘗試改變，還指望問題會自行消失，其實更不切實際。從制度方面，我們可以要求政商界改善環境政策，推動開發潔源能源、農業界改善耕作和生產方法的同時，也可以從消費端各種日常習慣著手，大幅減少消費對環境大影響的肉食，並嘗試素食的飲食習慣，都有助令社區飲食文化轉向更環境友善。
資料圖片，來源：Benjamin Ashton @Unsplash
[1] Animal Production (FAO)
[2] Live Stock and the Environment - Meeting The Challange: Livestock and Grazing Lands (FAO, 1998)
[3] Yinon M. Bar-On, Rob Phillips, and Ron Milo (June 2018), “The Biomass Distribution on Earth”,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PNAS)
[4] Damian Carrington (21 May 2018), “Humans just 0.01% of all life but have destroyed 83% of wild mammals – study” , Guardian
[5] FAOSTAT (筆者是以 Livestock Primary 的 Producing Animals/Slaughtered 的所有國家總和的 2016 年數據，但不計算原住民屠宰量)
[6] “Livestock and Landscape” FAO, 2012
[7] Gerhard Flachowsky, Helmut Schafft, Ulrich Meyer (24 July 2012), "Animal feeding studies for nutritional and safety assessments of feeds from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 review.", Springer
[8] “Solving the Soy Problem”, WWF
[9] Ibid.
[10] Charles Benbrook (Dec 2016),"Trends in glyphosate herb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 ResearchGate
[11] FAOSTAT (筆者是以 Soybean 的 Production Quantity 以南美洲國家除以世界總和得出此數)
[12] “The Global Farmland Grab in 2016: How big? How bad?” GRAIN, 2016
[13] “The Growth of Soy: Impacts and Solutions”, WWF 2014
[14] “Apettite for Destruction”, WWF, 2017
[15] “State of the World’s Birds 2018”, Bird Life International, 2018
[16] Alon Shepon, Gidon Eshel, Elad Noor, and Ron Milo (Mar 2018),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animal based diets exceeds all food losses”, PNAS
[17] Hannah Ritchie, Max Rosher (Aug 2017), “Meat and Seafood Production & Consumption” , Our World In Data
[18] J. Poore, and T. Nemecek (2018), “Reducing food’s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rough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Science Journals
[19] “Mystery Meat II: The Industry Behind the Quiet De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Heartland”Mighty Earth, 2017
[20] Fred Pearce (2018), "Algal blooms endangering China’s seas", Chinadialogue Ocean
[21] Maryna Strokal, Lin Ma, Zhaohai Bai, Shengji Luan, Carolien Kroeze, Oene Oenema, Gerard Velthof and Fusuo Zhang (Feb 2016), “Alarming nutrient pollution of Chinese rivers as a result of agricultural transitions”, IOP Science
[22] Joanna Chiu (31 Aug 2018), “How animal waste is turning China’s lakes green”, Guardian
[23] “World Health Day 2011, urgen action necessary to safeguard drug treatm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pr 2011
[24] "Stop using antibiotics in healthy animal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Nov 2017
[25]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imal Produ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26] Bonnie M. Marshalland Stuart B. Levy (2011), "Food animals and antimicrobials: impacts on human health."NCBI
[27] “Antibiotic Resistance”, WHO, Feb 2018
[28] "FAO chief calls for halting the use of antimicrobial medicines to promote growth in farm animals", FAO, May 2018
[29] Nikos Alexandratos and Jelle Bruinsma (Global Perspective Studies Team)(June 2012),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s 2030/2050, the 2012 revision”, FAO
[30] Tara Garnett and Cécile Godde (Food Climate Research Network)(2017),“Grazed and Confuse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作者：張文敏